罗天昊：新城沦为“鬼城”魔咒如何破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国内对于新城沦为“鬼城”的忧虑不断加重。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中，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中，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大建新城，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面貌，一方面亦催生了大片鬼城。什么样的新城可能成为鬼城？真正的“未来之城”又须具备何种要素？

　　市场的中国与权力的中国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产业体系描绘为混合体系一样，其实整个中国就是一个混合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也比较明显。

　　无论是已故的张培刚先生，还是当世炙手可热的林毅夫；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所谓的新结构主义，都鼓吹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这正是官方所推崇的中国模式的精髓。这种模式，与自由派所推崇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权力与市场的交替影响，使中国的城市命运沉浮不定。

　　在毛泽东时代，在国家大搞工业赶超和备战的背景下，一些三线城市和内陆地区建起了一批工业重镇，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城市逐步衰落。曾经有一个“中国十大衰落城市”的排名，虽然有一些主观色彩，标准也不明确，但是基本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如长春、武汉、哈尔滨等，无一不是权力变幻的时代弃儿。

　　几大直辖市，如北京、上海等，在中国的权力谱系中地位显赫。理论上鬼城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事实上，近十年乃至二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新区就诞生在这里。从二十年前的上海浦东新区、十年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到数年前的重庆两江新区，无不是权力下的蛋。

　　如果说上海、天津、重庆三个城市的新区是最高层权力下的蛋，那么遍布各地的新城和新区，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各种地方权力下的蛋。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一种混合体系，市场的力量在造城中亦举足轻重。上海乃至长三角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则加快了长三角的开放步伐。而黄奇帆一手将重庆打造成“内陆开放高地”，重庆两江新区就是先锋。所谓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及IT产业的逆势兴起，都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并非完全靠权力。

　　同样，在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地方，权力对于当地勃兴亦起到了正面作用。世人但知广东是中国改革的先锋，深圳是中国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但是，当初确定深圳为经济特区，不也正是依靠权力之手吗？假使当初深圳没有成为特区，它势必不会有当今的繁荣发达。

　　权力干预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催生的资源自动配置，在中国一直混合存在，这种体系，使中国城市的崛起变得更为复杂，城市勃兴的路径选择也更多。在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中，可以造就一批城市，在市场竞争体系中，又可以造就一批城市。新城的泛滥，与这种混合体系有莫大关系。

　　产业的决定性影响

　　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合理，需要城、人、产三位一体。而我的这种判定标准，比当下流行的“产城一体”更为严格。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之所以被人称为“鬼城”，就在于其只有城，没有人，也没有产。更重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产业与人口都难以迁移而来，鄂尔多斯不是现在不被看好，而是未来不被看好。鄂尔多斯被人诟病，是因为在未来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还把资本砸在当地，大建城市，使财富沉没。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存在一种怪相，就是城市既集中不够，又分散不够。

　　分散不够，主要就是东部一些城市和区域还没有满负荷，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集中不够，主要是指中部，外贸立国使大批内陆城市塌陷，没有形成足够的吸附能力。未来，中国需要重点振兴中东部，在中东部容纳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与产业。

　　最近几年，东部发展减速，部分人认为，东部已经饱和，事实并非如此。纵使在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很多潜力可挖。广东的粤东、粤北与粤西等非珠三角的广大区域，江苏的苏北，浙江的浙西，山东的鲁南区域等，都亟待全面崛起。

　　未来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的统一，内需振兴、中部崛起亦成必然。湖北、河南等处于大陆之中的省份，将成为中国资源流动的中枢，武汉与郑州必然崛起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其他一些中部城市，亦可有不同程度的大发展。由此，有些新区问题不大，比如郑州新区，未来承接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可迅速消化郑东新区。

　　由此，东部出现“鬼城”的几率远小于中西部，而中部的新城，有很大的希望成为未来之城。最值得担忧的是西部，西部很多地方是限制开发的土地，还有三江源头，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工商业，如在这些地方大跃进搞新城，其未来堪忧。

　　人口的流向因素

　　就人口总量而言，中国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尚不及全球水平。而就经济实力而言，东部的占比却远大于其人口的占比。由此可见，东部还可有更大的吸附能力。

　　若未来中国真的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则东部的人口势必要继续增加，东部的产业亦尚有一定空间。东部的大城市也将变得更大。

　　北京和上海曾经都在规划中都设定了人口上限，结果市场化的发展结果总是打破了这种权力之手制定的计划。北京二十世纪90年代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1000万内，没有保住；2010年之后，人口突破2000万，又打破了计划。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曾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制定规划，将人口在2000年控制在1000万左右，结果2000年上海人口就达到了1300万；2001年上海又制定规划，要在2020年左右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结果2010年上海就提前十年达到了2000万的规模。

　　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则东部人口可能更集中，出现更多大城市，而在国家规划中，汕头(粤东)城市群、浙东城市群的潜力若变现，将出现大批新城，这些新城不可能成为“鬼城”。

　　关于中国人口与财富的分布，先贤胡焕庸先生已经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即从东北的爱珲到云南的腾冲，一条从中国东部和中部划过的45度线，在线的东侧集中着中国96%的人口。这条线划分的时候，是在民国年间的1935年，距今大约80年。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现在东部集中的人口比例大约为94%，变化不大。如开放户籍政策，中国西部将有大批人口东流，西部人口将会更少。如此，建设在西部的新区，成为“鬼城”的机会大增。由此可见，兰州新区未来堪忧。

　　中国的中部发展不充分，不仅是以GDP衡量，更可以人口衡量，未来一旦中国启动内需，内陆成为统一市场，则目前居于大陆主体位置的中南部将汇聚更多的人口，武汉、郑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人口可能更为集中。未来建造新区，可以更多落脚于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