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成都此举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

刘玉录：允许农民工购买城市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做法，在2006～2007年间，福建、湖南和重庆等地也曾先后有过探索。但成都的做法出现在国家强化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问题系统政策出台之后，更具典型性。

由于整个住房政策环境的变化，农民工住房问题更有可能一并列入整个城市住房制度的体系当中，而不像以前把它仅仅附属在地方招商引资中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措施。

此外，从政策调整的横向来看，成都作为一个西部大省的省会城市，其流动人口较多，农民工住房问题更具普遍性，因而做法更具有标本意义。

中国房地产报：尽管在加快城乡统筹建设的背景下，解决农民工与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被广泛关注，但始终“雷声大雨点小”。这一问题难以落实的原因是什么？

刘玉录：由于历来农民工居住问题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大都以临时性、边缘化对待，甚至在管理上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治安限制条款。

如今，在这些认识局限逐渐消除后，土地及相关的地方财政问题成为解决农民工与外来人口住房问题的关键。

由于在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政府的土地与资金缺口已经暴露出来，现在又加进农民工与外来人口住房，更需要增加地方土地与财政的投入。如何统筹这个问题，绝不是一纸政策条文就可以解决的。从根本上说，成都此次是否具有示范作用，还有待于对政策实施后的长期观察。其他大中城市特别是农民工比较多的城市，应以成都为启发抓紧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出台相应的政策。

中国房地产报：成都在突破住房保障的户籍限制之后，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完善的？

刘玉录：整体而言，将农民工纳入城市政策性保障住房体系，确实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首先，这已经突破了现行中央关于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的政策规定，政策上如何衔接应尽快给出说法。

其次，大多数农民工即使具备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经济能力，但在初次购房的户型、区位、建设标准等方面可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较大差别。如何在项目开发阶段就考虑到这一点，以及这方面因素对企业今后经营的影响如何平衡，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最后，农民工在原户籍所在的村镇或多或少还有承包的土地，以及具有使用权的家庭宅基地。那么，他们在进城购房后，其户籍和职业身份发生了变化，同时兼备“城市—农村”的二元特征。

这就牵涉到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如何处理的问题。目前，成都在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

如果在城里买了经济适用房，即享受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同时又在农村保留着宅基地甚至承包地，这样的“双重保障”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是否有失公平呢？这恐怕是成都市接下来务必要考虑的问题。